【刑事】河口湖命案，跨境審判的困難

要讓楊女親口在台灣的法庭上說出這句話，有多難？

因為楊女現在人在日本，要先被日本審判，判完還要在日本把刑期服完，才有可能回來台灣。

但台灣這邊，檢察官羈押李男，最多只有四個月。四個月內，要嘛起訴，要嘛就只能把人放出來，讓他趴趴走，繼續癡癡地等楊女回來接受訊問。

不然就是走司法互助，請楊女在日本用視訊做筆錄。但這種筆錄不是在台灣的檢察官、法官面前做的，能不能在法庭上當證據，又是另一個難題。

所以很多人以為李男被抓了，真相就大白了。我剛好相反。我認為這個案子最難的部分，現在才開始。

一、台灣可以審，但最關鍵的那個人，不在台灣

管轄權不是問題。如果共謀是在台灣發生的，依刑法第4條，就是在台灣犯罪。就算認定是教唆，李男是本國人，殺人罪最輕本刑10年，依刑法第7條，台灣一樣有審判權。

問題是，要證明「李男叫楊女去殺」，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楊女自己怎麼說。但楊女人在日本。

日本有優先管轄權，會先在日本偵查、審判。台日之間沒有引渡條約，也沒有受刑人移交協定，楊女如果在日本被判有罪，原則上就要在日本服刑。日本殺人罪最重可以到死刑，就算不是死刑，有預謀的量刑通常也很重。白話講，楊女可能很長一段時間，都不會出現在台灣的法庭。

二、就算拿到日本的筆錄，也不能只靠它定罪

有人會說，請日本把筆錄給台灣就好。這條路有三個關卡。

第一，日方給不給、給多少，要依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》去請求，台灣不能強制，決定權在日本。

第二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6號判決已經說了，境外的警詢筆錄要類推適用刑訴法第159條之2、之3，重點是被告的反對詰問權有沒有被保障。

第三，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2號更直接，未經被告在法庭上對質詰問的證人警詢陳述，不能當作認定有罪的唯一或主要證據。

還有刑訴法第156條第2項，共犯的自白，本來就需要補強證據。

所以，就算楊女在日本說「是李男叫我做的」，只要她不能在台灣法庭接受李男辯護人的詰問，這份筆錄的證據能力就會被打很大折扣。如果楊女在日本選擇不說，或改口說是她一個人做的，那台灣這邊最關鍵的一塊拼圖，就直接不見了。

三、這種劇本，台灣已經發生過

2024年，台籍男子石茂強在泰國曼谷被槍殺。開槍的王綋騰等人逃到柬埔寨，王綋騰事後還錄了一段自白影片給檢察官，說人是他一個人殺的，跟其他人無關。結果回來投案的周昱帆，變成全案唯一被起訴的人。台北地院國民法官只認定幫助殺人，判7年；高等法院今年1月認為事實認定違背經驗法則，撤銷發回。

境外那個人講什麼、願不願意講、能不能被詰問，直接決定台灣這邊的被告，是殺人正犯、幫助犯，還是無罪。

四、時間正在倒數

偵查中羈押，每次2個月，延長以一次為限。台南地檢署大概只有4個月，就要決定要不要起訴。

在楊女回不來的情況下，檢方只剩一條路：用客觀證據把犯意聯絡拼起來。

婚姻是不是真的、保單什麼時候保的、是誰叫井女一個人去日本、楊女怎麼進的公司、兩人的通訊紀錄、有沒有金流、凶刀和機票是誰處理的。保險可以證明李男「有動機」，但不能證明李男「下了指令」。

如果客觀證據拼不起來，楊女的供述又進不了台灣法庭，最後就可能出現一個結果：拿刀的人在日本服刑，被認為在背後安排一切的人，在台灣判不了。

這不是縱放，而是無罪推定和證據法則，必然會走到的結果。但也正是這個結果在提醒我們，台日之間沒有引渡條約、沒有受刑人移交協定，每一次跨境命案，我們都在付出代價。

井女家屬在等的，從來不是管轄權，而是證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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