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行政】學生遲到、曠課不得再記警告

「我遲到會怎樣嗎？」

「老師不能記你警告，但你遲到造成的問題，最後可能還是老師要負責。」

學生遲到、曠課不得再記警告，引發不少第一線教師反彈。有人認為，這是在保障學生權益；但也有老師擔心，當學生不必承擔明確後果，通知家長、補救教學、補考安排與行政責任，最後卻仍然全部落在教師身上。

類似的問題，也正在職場發生。

「主管，你憑什麼這樣要求我？」

「因為工作沒完成。」

「但我覺得這是職場霸凌。」

職場霸凌防治正式入法後，當然有助於保護勞工，不再被羞辱、排擠或不當對待。但企業真正擔心的是，合理的績效要求、糾正錯誤、調整職務，會不會也被申訴成霸凌？

我接受《大紀元時報》採訪時提到，從校園到職場，法律都在重新劃定權力的界線。

這種改革有它必要的一面，因為過去確實有許多管教與管理方式，已經超過合理範圍。但問題是，當制度越來越強調個人權益，卻沒有同步要求個人承擔責任，就可能形成另一種權責失衡。

學生的責任變少，老師的責任卻沒有減少。

員工的保障增加，主管的管理風險卻持續提高。

長期下來，優秀教師可能更不願意留在教育現場；企業也可能因為人力管理成本增加，加速導入AI與自動化設備，減少聘僱人力。

法律不能只保障「不要被管」，也必須保障「可以合理地管」。

真正值得討論的，不是要不要保障學生與員工，而是：

當權利不斷增加，責任是不是也應該一起增加？

歡迎大家閱讀這次《大紀元時報》的完整採訪，也想聽聽大家的看法：現在的制度，是讓管理更文明，還是讓願意負責的人越來越不敢管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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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劉韋廷 

新聞網址: https://www.epochtimes.com/b5/26/7/10/n14807211.htm